往事如屁:放屁的历史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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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欧洲历史，长期以来放屁一直作为人们幽默的源泉而备受推崇，这种现象在下层人民中尤甚。只有到了18世纪，伦理道德的权威才开始积极地对此现象进行**……礼节书刊对屁严加诫训；出版商则遁屁之意于婉言，或直接删屁之形于始端；而清教徒们干脆宣布，放屁就是罪。

时刻潜伏又随时消失的屁
齐克觉得是时候修间新茅厕了，因为现在那间腐朽得实在是太可怕，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茅倒厕塌的事情。他还有些炸药，前几天刚炸了三截树桩，剩了点儿，于是，他把炸药上好导线埋在旧茅厕外，然后告诉全家人都靠边。
可是，不幸的老祖母并没有得到这个通知。刚才她忽感体内不适，屎欲外流，于是便急急忙忙奔去了屋后茅厕，现在正心安意得地蹲在茅坑上，从墙上那个月牙形的小洞向外凝视呢。就是在这时，齐克将炸药导线往电池上一靠，一切的一切顿时被炸得天高。
等祖母在四米开外的一湖屎浆上着陆后，她坐将起来，重又泰然自若地整了整假发，然后大声说道：“嚯哟！我真高兴刚才没在屋里放那个屁！”
我开门见山地说一句，屁是弱小、短暂、易逝的。粪可以成为粪化石，得以足够长久地保存，以致其缔造者的饮食习惯在若干年后的祖孙那里还可见一斑；而屁，却无论如何喧嚣，总要立即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难得再有所闻。任何泥淖或琥珀都留它不住。我曾听谣传说，有塞着名流亚伯拉罕·林肯或玛里琳·门罗之类人物气流的小瓶存在，但真能验明正身的此类遗物还从未出现。
而屁却是随我们长留的，它时刻潜伏在我们背后。
这不，又是一个屁。
对那些古希腊人，也就是我们的西方文化鼻祖而言，放屁纯属杂耍，但无论如何，它还是喜剧。阿里斯托芬，最著名的早期雅典剧作家之一，就曾在雅典卫城南面举办的酒神节庆典上，用那些某某某偶尔肠胃气胀的笑话逗得浩大的观众乐不可支。在他人人熟知的喜剧《蛙》中，阿里斯托芬在一开场就直接用上了屁的幽默——酒神狄俄尼索斯带着他的仆人赞西亚斯，骑着一头驴上了台：
赞西亚斯［环视观众］老爷，我来个老套的鬼话咋样？编那套东西我可总能插个科儿打个诨儿的。
狄俄尼索斯好啊，赞西亚斯，但不要光是说：“哎呀，太沉了。”那套把戏我可受够了。
赞西亚斯老爷，那，来个再机灵点儿的？
狄俄尼索斯对，但不要张口就说：“哎哟，我可怜的颈子！”
赞西亚斯噢，那坏了。我给他们来个啥哩？唉，你是说，来个真搞笑的？
狄俄尼索斯对，但我不是要你仅仅只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说你想卸下重担，才好放个——
赞西亚斯哦，那您看这样行不：“要是没人给我把包拿走，我就要放个屁把它从背上吹下来。”
狄俄尼索斯这个留着，等我真需要吐了再说吧。
公元1世纪的罗马诗人马提雅尔对赞西亚斯赞赏有佳。“我倒希望你放屁，”在《警句诗》（第12首，77）中他这样写道，“因为……那将很有用，而且，它同时还能刺激笑神经。”
纵观欧洲历史，长期以来肠胃气胀一直作为人们幽默的源泉而备受推崇，这种现象在下层人民中尤甚。只有到了18世纪，伦理道德的权威才开始积极地对此现象进行**。从那时起，大不列颠和美利坚便开始了他们尤其突出的一段与屁魔斗争的艰难时光。科学家费尽心机要治愈屁症；礼节书刊对屁严加诫训；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淑女努力摇晃她们的裙撑，掩耳盗铃，文屁饰非；出版商则遁屁之意于婉言，或直接删屁之形于始端；而清教徒们干脆宣布，放屁就是罪。
甚至在今天，尽管新千年来临，人们仍旧一如既往地担心着屁这个该诅咒的玩意儿，一不小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名誉、爱情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信不信由你吧，好多人都会耍这种狡猾的小伎俩：偷偷摸摸放个屁，然后两眼羞羞地拜读天花板，装得跟小兔子乖乖一样无辜，希望其他某个人会成为他的替罪羊。然而在私密的场合中便没有其他某个人可供怪责了——那麻烦可大啦，怪鬼去吧。《纽约时报》就曾于1995年报道过，有些夫妇甚至在结婚协议书里插入条款，严打放屁。
放屁的禁忌
我们对放屁的避讳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屎之避讳的一部分。我们吃下的每样东西都会变成屎或是体内之气，但我们却装得好像粪和屁根本不存在一样。1913年，约翰·伯克再版他的《各国粪便学治疗法》时，曾请精神分析学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其作序，弗洛伊德这样写道：
文明人看到任何使他们过多想起自己动物本源的事物，都会明显地感到局促不安。他们试图模仿《浮士德》最后一幕中的“更完美的天使”，抱怨着说：“我们始终要忍受那尘世的羁绊……”我们已选择脱离困境，这便要靠……否认这困扰我们的“尘世的羁绊”，将它互相隐瞒，对它不闻不问，免得它声称人们对它的关注原本是我们本质的一个有机组成。
各种文化中都存在着对放屁严厉的、甚至可以致人死命的禁忌。19世纪80年代，英国探险家理查德·伯顿在他的译著《天方夜谭》的一条注释中评述道：“贝多因人将打嗝归属于文明举止，却对‘腹内咿呀音’极端憎恶；假使此类音符不小心发了声，而哪个旁观者竟笑了起来，那他立即就会被砍死，因为这种事可是有关名誉的。同样，阿富汗的高地人中也有这种习俗。”1619年到1620年间，理查德·乔布森上校曾在非洲的冈比亚河探险，他写道，黄金海岸的阿善堤部落成员“总是万分小心不在人前放屁。他们对我们这些频频放屁的荷兰人很是不解，因为他们无法容忍有人竟敢当着他们的面放屁。在他们眼里，这种事情应是万端的无耻，也是对他们人格的蔑视。”这个部落里曾有一位老人，他在向头领鞠躬时放了个屁，这使他羞辱难当，竟当下悬梁自尽。苏格兰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享有“我利文斯通博士假设”之名声）1865年报道说，有几个非洲部落，容忍成员在自己人前放屁，而在外人前放屁的却要被放逐。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布伦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也谈到，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相信强大的魔咒从鼻孔进入人体，于是他们认为屁臭的侵入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当然，屁长久以来就是人们表示轻蔑的一种粗野手段。1610年，剧作家本·琼森在他最有名的喜剧《炼金术士》中开场就写道：“我放屁给你！”约翰·克朗在《温文尔雅先生》（1685年）中以一句“一个屁送你全家！”打退敌手。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在16世纪早期则表示：“我要如何赞叹才好呢，这儿竟没有人与这些人对着放屁。”就是在现代，也有美国诗人卡明斯在1925年的一首诗中写下妙语：“不用谢”，“对他，他们就是放屁，他们连连放屁”。把屁当作侮辱，以下还有两个极好的例子。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了埃及将军阿马西斯的传奇经历，这位将军竟敢向国王派来的特使放屁，并叫他把这个屁当作回话带回宫里。另一位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则讲述了另一次事件：一名罗马士兵因为对逾越节的礼拜者们放了个屁而使耶路撒冷的起义死灰复燃。

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这本书中就已有揭示：截止到文艺复兴，一直存在着左右两翼围绕“禁屁”和“倡屁”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并在伊拉斯塔斯出版于1530年的《儿童礼仪》一书的有关章节中达成了妥协：“悄悄放屁是一种美德”！——“人虽然应该彬彬有礼，可是为此而染上一些病是不值得的。如果憋的住，应该一个人自己憋住。可是如果实在憋不住，应该以高声咳嗽掩盖放屁的响声。放屁的礼仪可以追溯到很久，过去几个世纪中日本还出现了许多职业放屁人，人们称其为misemono。职业放屁人的幕府头僚叫做Kirifuri hanasaki otoko——“降雾花开男”——1774年他在江户（今天的东京）的Ryogoku桥演出，用屁模仿各种鼓声、音阶、鞭炮、狗吠、公鸡打鸣等。他的主要项目是一边侧手翻，一边用屁模拟出水磨的声音。另外，也有报道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了一位现代的Misemono，他在下午的电视秀中表演随乐队演奏放屁的节目，然后还用插在屁股里的吹箭筒射出燃烧的飞镖。

放屁的礼仪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一份中国手册上讲，进餐的时候严禁放屁。远在印度公元前世纪的时候，一位牧师宣布，服务于国王的人“不得说没有教养的话……也不可放屁时放声大笑。”

在古罗马，这个问题变得更有戏剧性了。曾流传过这么一种谣言，说是一位罗马人在一次时间很长的宴会上尽量憋住不放屁，结果几乎把自己给憋死了。克劳迪亚斯国王听说这件事后，决定颁布法令，“视餐间放屁为合法行为——不管是小声放屁，还是大声放屁”，这是一位喜欢说闲话的历史学家苏维东尼亚斯说的话。

中世纪的医生确认，憋住屁不放出来是有害健康的，他的这份知识显然给许多人带来了舒服感。可是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一本极有影响的礼仪书才正式踢开餐间礼仪的大门，声称在紧急情况下，有屁但放无妨。

19世纪中后期的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小说《土地》里，有很多关于法国十九世纪农民的生活片断，里面写道他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有些人就很粗俗的大放臭屁而毫不害羞。

与浪漫的西方相比，谨慎的东方民族似乎从来都是忌讳放屁的。佛教的《摩诃僧祗律》规定，如果比丘与商人同行，大便和纵气的时候要在下道，勿在上风熏人。该书还说：“若共贾客道行，不得在前纵气。若气来不可忍者，当下道在下风放之。”追究原因，在释迦牟尼先生得道成佛的时候，有两个商人最先来进献食物，所以他老人家告诫弟子，一定要优待商人。不想竟尊敬到了连拉屎放屁都要在风的下方，不要把臭味送到商人们的鼻中去。还郑重的把这些规定写入佛典中去，后世的僧侣必须遵守。

日本民族也很有趣，从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民间故事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放屁的态度和审美观点来。井原西鹤《好色一代男》之七为“正在此时出虚恭”，（“出恭”是说大便，“出虚恭”顾名思义就是放屁了。）写世之介乘船经过新町时，宿于妓店的情形： 那妓女好像还没醒酒，依然睡着，不与世之介道别。世之介为了驱散睡意，手不离烟袋，就着坐灯的火一连吸了七八袋烟。这时，妓女的臀部从被子中露出来。世之介感到滑稽，刚转眼一看，她便放出两个惊天动地的臭屁，世之介立刻把热烟袋锅杵到她的屁股上。她明明知道客人还没有走，就这么干，足见其不够高雅。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日本的妓院中，如果妓女当着客人的面放屁是很不风雅的事。其实不光如此，就连把屁股对着别人，也常常被认为是一件很没规矩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第四章看到这样的文字：

女主人屁股对着丈夫，……哎呀呀，她是个没规矩的婆娘。说起来也没有不规矩的地方。规矩不规矩，看谁解释，怎么说怎么有理。主人毫不介意的双手托腮，贴近妻子的屁股，而妻子也毫不介意得将庄严的屁股耸立于丈夫的脸庞。不过如此，有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其实她是为了晒干头发才拿着薄呢坐垫和针线盒来到檐廊，又将屁股毕恭毕敬的对准了丈夫。不，也许是丈夫约摸妻子的贵臀所在，主动将脸儿凑近了的。

其实人们之所以这样厌恶放屁，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与粪便同出一个地方。所以连屁股也跟着受了连累，屁股是不可以对着人的。古代的大臣在离开大殿的时候，要面向北退着出去，怎么能把臀部对着尊贵的帝王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民间故事，我在西本鸡介编的《日本民间故事选粹》找到了一个岩手地区的故事《屁臭穗子》，大意是说有一老一小两个和尚去地里割谷穗，小和尚嫌麻烦只割大的，把小的全留下。老和尚问他怎么回事，小和尚骗他说：“这种小的穗子叫屁臭穗子，很臭不能吃的。”老和尚不相信，让他做成饭试一试。小和尚无奈之际，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把锅盖揭开朝里面放了一个臭屁。老和尚来吃饭时，一揭锅盖，的确臭不可闻。从此就不再要小的穗子了。

导演兼剧作家贾森·卡宁曾在他1974年的自传中惊叹，能与约翰·巴里莫尔共事，实乃三生有幸。众所周知，约翰·巴里莫尔是美国第一演艺世家中最卓越的一位，著名的德鲁·巴里摩尔就是他的孙女。

1939年，卡宁曾执导过他的电影《伟人选票》，当时这位老演员眼泪说流就流的技巧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根据剧情需要，一滴硕大的泪珠从老巴里莫尔的眼中滚落，几秒钟后，一小滴咸泪水又从另一只眼中流出。拍摄完成后，巴里莫尔告诉卡宁：“这需要技巧，就像有人能随时脸红，或者能动耳朵一样……但这可不是演戏，这是在真哭。不过毫无意义罢了。”后来巴里莫尔又作了补充，卡宁把它也写入了书中：

“你应该知道，有的人还可以随意放屁，”他看起来有些不安地说，“我一直都没学会怎么做。我对自己真是太失望了。”说到这儿，他哈哈大笑起来：“你听说过派多曼吗？法国著名的酒店演员。他的表演就是放屁。他可真是个天才啊。我小的时候曾看过他的演出。他在台上一个劲儿发挥，并表演不同类型的屁。我记得演出结束时，他放了首《马赛曲》。我怎么能忘呢？不过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把这称为表演。你觉得呢？”

同样是表演放屁，过去几个世纪中日本还出现了许多职业放屁人，人们称其为misemono。职业放屁人的幕府头僚叫做Kirifuri hanasaki otoko——“降雾花开男”——1774年他在江户（今天的东京）的Ryogoku桥演出，用屁模仿各种鼓声、音阶、鞭炮、狗吠、公鸡打鸣等。他的主要项目是一边侧手翻，一边用屁模拟出水磨的声音。另外，也有报道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了一位现代的Misemono，他在下午的电视秀中表演随乐队演奏放屁的节目，然后还用插在屁股里的吹箭筒射出燃烧的飞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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